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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刀來自博科圣地,第二刀來自政府,恐怖主

2019-05-13 11:18 | 達峰網

2019年3月23日,敘利亞北部巴格茲村,“伊斯蘭國”(ISIS)的最后據點在炮火中宣告了“王國”的終結。

然而,這遠遠不是恐怖主義的終結。在大海的對面,西非大國尼日利亞的恐怖勢力在蟄伏中再次重生。“博科圣地”陰影下的尼日利亞,正在政府無能、混亂的抵抗中,持續著它的十年噩夢。

“我的兒子不是恐怖分子”

那是2011年10月的一天,對于生活在尼日利亞博爾諾州首府邁杜古里的人們來說,這個時節的早晨總是刮著凜冽的大風,帶著刺骨的涼意。

25歲的伊斯蘭教徒塞納同往常一樣,告別了母親施萊曼和懷有身孕的妻子,前往離家不遠的清真寺做清晨的禱告。這是施萊曼最后一次看到兒子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現在她的面前——

當塞納與其他30名男子一起被尼日利亞軍方逮捕的消息傳來時,施萊曼的世界,自此土崩瓦解。

施萊曼拿著兒子塞納的照片

兒子是被當作“博科圣地”武裝分子被逮捕的,這是施萊曼唯一被告知的所謂“真相”,也是數百名像她一樣的母親從軍方處得到的唯一答案。

在她的認知里,“博科圣地”是無惡不作的恐怖組織,他們從2009年開始,在包括博爾諾州在內的尼日利亞五個北部州府,燒殺搶劫、奸淫擄掠。

可兒子從來不是恐怖分子,施萊曼對此堅定不移。她仍希冀著政府軍掃清“博科圣地”那一天的到來,她的兒子可以洗清嫌疑,回到她的懷抱。

2019年1月14日,政府軍五次聲稱已被全面殲滅的“博科圣地”,以“伊斯蘭國西非省”的身份改頭換面,對邁杜古里東北約175公里的蘭恩鎮(Rann)發動襲擊,在14-15年橫行北部州府、幾近癲狂的自殺式襲擊,再次卷土重來。

于是施萊曼知道,兒子回家的這一天,她怕是怎么等,也等不到了。

“我不承認地球是圓的”

優素福,出自伊斯蘭教《古蘭經》典故,傳說是穆斯林信奉的先知之一。

2002年,一個名叫穆罕穆德·優素福的年輕伊斯蘭傳教士,在位于尼日利亞東北角的博爾諾州首府邁杜古里,與一群志向相投的伊斯蘭教徒,共同創建了一個以建立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國家為最終目的的組織,起名為“博科圣地”。

穆罕穆德·優素福

博科圣地,英語寫法Boko Haram,在豪薩語中是“禁止西方教育”的意思,鮮明地體現了該組織所信奉的、嚴格的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也因此,“博科圣地”在當地有“尼日利亞塔利班”之稱。

21世紀初,地處非洲西部的尼日利亞,坐擁整個非洲最多的人口,以及最大的石油進出口量。然而,在國家獨立后的第40年,人們的生活卻并未改善,甚至更加糟糕——

自然資源稀缺以及愈發猖獗的腐敗,使得曾經作為該國經濟支柱的農業發展艱難;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的貧乏,讓安全良好的公路、水源、穩定的電力、醫療以及教育,在部分地區仍然是個奢望,而在博爾諾州所在的北部,情況則更加嚴重。

腐敗的政府和惡劣生存條件為恐怖主義提供了土壤,而北部州府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先天因素則是伊斯蘭恐怖主義選擇其作為新據點的必然條件。

“博科圣地”建立之初,在極具人格魅力的優素福的領導下,集中于講道、傳教,為追隨者建立學校、營地和大院,大多采用懷柔的方式進行擴張。

隨著與尼日利亞警察和軍隊的對抗逐漸增多,慢慢地,“博科圣地”的行事風格變得更加激進。為了報復,他們采取凌厲的手段,助長暴力的升級,活動范圍一再擴張至尼日利亞北部包括約貝、卡諾、博爾諾、卡杜納和包奇在內的五大州。

紅點代表被“博科圣地”襲擊的尼日利亞州府、城鎮(制圖:劉嘉儀)

2003年,優素福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采訪時稱:不承認地球是圓的,不承認達爾文的理論,不承認水被蒸發后形成雨,因為這與伊斯蘭教教義不符。

同年12月,“博科圣地”發動“首戰”,派出約200名武裝分子,襲擊了地處尼日利亞與尼日爾邊境附近的約貝州多個警局,讓“博科圣地”第一次在尼日利亞人心中留下鮮明的痕跡。

但在之后的6年里,“博科圣地”并未有更大動作,而是繼續擴大追隨者隊伍,休養生息,偶爾給警察們帶去一點麻煩。

2009年,“博科圣地”在包奇州正式宣布“起義”,隨后行動輻射到博爾諾州、卡諾州以及約貝州,這一次,他們殺死了數十名警察。

一支聯合軍特遣部隊迅速作出反擊,造成700多名“博科圣地”成員死亡,其位于博爾諾州首府的據地清真寺遭到破壞,隨著領袖優素福被捕,“起義”很快宣告失敗。

優素福被捕

此后,優素福在拘留期間死亡,警方稱其企圖逃跑,期間被槍殺,“博科圣地“卻聲稱這是一次法外處決。但不管如何,此時的“博科圣地”卻仿佛到了茍延殘喘的境地,即將瓦解。

但,沒有人想到,正是優素福的死亡,讓“博科圣地”獲得了一次關鍵的轉機,也給尼日利亞人民帶來了分崩離析、流離失所的混亂十年。

“人們在我面前死亡,這讓我非常興奮”

2010年7月,沉寂一年之久的“博科圣地”發布視頻聲明,宣布阿布巴卡爾·謝考成為組織的新一任領袖。

視頻里的謝考,無法分辨其年齡、民族和身份,直到今天,也無人知曉,但他領導的“博科圣地”,卻自此成為了尼日利亞人噩夢的代名詞。

謝考

據媒體透露,被普遍認為好戰殘暴的謝考,曾大言不慚地表示,看到人們死亡,自己會感到興奮。從事實來看,此言不虛。

僅在11-13年的三年間,“博科圣地”就發起了超過7次大規模襲擊,攻擊范圍包括監獄、軍營、小鎮的市場、教堂,甚至在2011年8月26日,他們膽大妄為地襲擊了位于阿布賈的聯合國大院,一枚汽車炸彈炸死23人,另有75人受傷。

一個孩子站在被大火燒毀的房屋廢墟里

在這期間,襲擊頻繁地使用簡易爆炸裝置、車載簡易爆炸裝置以及自殺式爆炸,造成超過300人死亡,“成果斐然”,使其成為了今后“博科圣地”襲擊的主要方式。

2014年起,謝考開始自稱“哈里發”(伊斯蘭國領袖的名號),并于2015年3月正式宣布效忠已經占領敘利亞、伊拉克部分地區的伊斯蘭國(ISIS),將“博科圣地”改名為“伊斯蘭國西非省”(ISWAP)。

而在這兩年間,“博科圣地”陷入了幾近癲狂的進攻模式,與平民、政府軍之間的沖突一再升級,達到了頂峰。

兩年內造成近20000人死亡,所到之處,燒殺搶劫,奸淫擄掠,1000多名學生、婦女、兒童被綁作人質。超過200萬尼日利亞人民不得不逃離家鄉,踏上生死不知的流亡之路。

逃亡中的尼日利亞民眾

而除了本國民眾,喪心病狂的“博科圣地”還把目標瞄準了視野范圍內的外國民眾。

2013年2月,據稱是“博科圣地”的武裝分子在尼日利亞鄰國喀麥隆北部的一個國家公園綁架了一個法國七口之家;2014年5月,“博科圣地”又襲擊了喀麥隆法諾斯地區的瓦扎鎮,綁架了10名中國工人。

雖然最終這些被綁的外籍人士均被釋放,并無傷亡,但也可以從此看出這一時期的“博科圣地”,不僅百無禁忌、招搖過市,還野心勃勃。

2015年末,由“博科圣地”控制的領土面積已經相當于一個海南省,但尼日利亞聯合周邊各國的軍事行動同樣給“博科圣地”帶來巨大損失,部分領土被政府重新奪回。

而對于謝考來說,真正的危機并不是來自政府軍的抵抗,而是來自“博科圣地”內部、對其領導權的威脅。

2016年8月,謝考發誓效忠的伊斯蘭國,撤銷了其領導人身份,轉而任命前領導人優素福的兒子巴納維為“伊斯蘭國西非省”領袖。

在謝考拒絕該認命后,“博科圣地”分裂為兩派,以巴納維為首的“伊斯蘭國西非省”經伊斯蘭國承認,而以謝考為首的派系雖然同樣自稱“西非省”,卻未經伊斯蘭國認可。

“博科圣地”派系(制圖:劉嘉儀)

16-17年,“博科圣地”在政府軍的聯合絞殺以及內部的“政變”中再次進入了“休眠期”。雖然尼日利亞北部地區仍然處于混亂之中,但雙方沖突次數大幅下降。

與此同時,在大海的另一邊,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領土也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打擊,從近似廣西省的大小銳減至近乎從地圖上消失。

2018年年末,伊斯蘭國已是強弩之末,但在尼日利亞的“伊斯蘭國西非省”卻急速崛起。

五個月內,“西非省”接連對博爾諾州某駐軍城鎮以及乍得和尼日爾邊境靠近乍得湖的軍事基地發動大規模襲擊,派遣多架無人機投擲炸彈,作戰武器再次升級。

正如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評論所稱,“伊斯蘭國西非省”正在遵循基地組織的“成功”軌跡,這個往往關注寥寥的國家,或許很快將以“恐怖主義”之名影響世界。

“博科圣地”武裝分子

“我第五次告訴你:博科圣地已經被消滅了”

比起“打不死”的敵人,更令人害怕的是扶不起的隊友——對于尼日利亞人民來說,如果給他們的第一刀是來自“博科圣地”,第二刀就來自他們的政府。

2019年2月7日,被三次推遲的尼日利亞新一任總統選舉終于落下了帷幕,76歲的穆罕穆德·布哈里打敗對手阿提庫(Atiku)成功連任。

這一次,他沒有像2015年那樣,在任職典禮上許下打擊腐敗、讓尼日利亞回歸和平的誓言。原因很簡單,在最近的幾個月里,對他的“打臉”一直在持續進行中。

穆罕穆德·布哈里

去年11月,更名為“伊斯蘭國西非省”的前“博科圣地”武裝分子,攻擊了博爾諾州Metele的一個軍事基地,造成大約100名士兵死亡。

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博爾諾州首府邁杜古里東北約175公里、靠近喀麥隆邊境的蘭恩(Rann)城發生兩起襲擊事件,流離失所者的房屋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診所被大火燒為灰燼,民眾陷入恐慌。

準備逃亡喀麥隆邊境的蘭恩鎮民眾

雖未確定為此事負責的組織,但有證據指向前“博科圣地”的謝考派系。

甚至在總統大選進行的中途,尼日利亞東北地區和南部均出現了大規模槍擊事件,全國各地都有投票設施因襲擊出現技術故障,導致政府方面三次推遲了大選的進程,最終僅有三分之一選民參與了大選的投票。

冷清的投票站點

而時任總統的布哈里,早在2016年12月即向民眾宣布稱,“博科圣地”已經被摧毀,包括領袖謝考在內的武裝分子在逃且無處藏身,據稱,謝考在雙方交戰中身受重傷,但并未提到其下落。

這不是該國總統第一次宣布“博科圣地”的終結。

在布哈里之前,他的“前輩”前總統喬納森分別于2009年、2012年、2013年在三次圍剿行動后宣布“已消滅博科圣地大部分主力”,但結果都是“博科圣地”死灰復燃,甚至武器也變得更加精良。

聯合國難民署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在尼日利亞東北部,已有超過25萬民眾流離失所,針對平民的激烈襲擊迫使每天有數千人逃亡,當月的襲擊事件使得3萬民眾從尼日利亞東北部逃離進入喀麥隆邊境。

在尼日利亞、喀麥隆和尼日爾邊境逃亡的民眾

總部位于阿布賈的社會正義中心的首席主任Eze Onyekpere對軍方的協調組織能力以及審查制度作出了質疑:“軍隊似乎缺乏協調能力,一個軍事基地被攻擊了,戰斗持續了兩三個小時,卻無人增援。“

“空軍在哪里?博科圣地又是如何能夠跨越數十公里的距離,潛入軍事基地?”他認為,尼日利亞政府軍目前急切需要領導層的變動。

總統布哈里(左)與尼日利亞軍隊現任最高指揮官

政府腐敗也將為針對“博科圣地”軍事行動的屢戰屢敗買單。去年12月的襲擊發生后,眾議員宣布,將針對總統布哈里要求調用的、用于對抗“博科圣地”的10億美元的去處展開調查。

這10億美元來自國家的石油收入賬戶,但至今并未落實至軍隊。

據了解,2009年至今,尼日利亞政府已在軍事圍剿活動中花費高達90億美元,大部分來自國家的石油進出口收入。僅2017年1年,就有16.2億美元的花費被用于軍隊,而在油價暴跌引發的經濟衰退之前,2013年,這項開支是24.2億美元。

如此高的投入,卻收效甚微,不禁讓人發問:“錢都到哪兒去了?”

尼日利亞政府軍士兵

盡管布哈里以微弱的優勢獲得總統連任,但三分之二選民放棄投票,也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的極度失望以及不信任。

“政府來救你們了,雖然遲了點,假了點”

對受迫害民眾苦難的漠視,同樣也是尼日利亞政府無法被信任的原因所在。

2014年4月,“博科圣地”襲擊了博爾諾州的奇博克鎮(Chibok),目標鎖定鎮中學校,綁架了276名女學生,對其進行肉體、精神上的虐待,并強迫其與成員進行性交易以換取食物。

這些只有十五六歲的女孩們,被迫與恐怖組織成員結婚,甚至生子。

制圖:劉嘉儀

針對這些女孩的解救方案,尼日利亞政府只字未提,直到這場大規模綁架的細節被公布,這場曠日持久、卻幾乎在媒體報道中銷聲匿跡的對恐怖主義的抗爭,最終以如此丑惡的面目,吸引了世界的關注。

社交網絡上發起名為“把我們的女孩還回來”(#Bringbackourgirls)的活動,包括時為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在內的多位名人呼吁向尼日利亞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立刻采取救援行動。

2016年,淚流滿滿的母親們從“博科圣地”發布的視頻中看到了她們已經被綁架2年的女兒們,民眾再次對政府施壓,要求其解救被綁女孩。

視頻中的女孩們

直到那一年的10月,即女孩們被綁架的2年半后,政府才與“博科圣地”進行了談判,21名被綁女孩被釋放;11月,政府軍第一次對這些女孩展開了營救;次年5月,另有83名女孩被釋放,而其他100多名女孩,以及1000多名婦女和兒童,至今下落不明。

83名被綁女孩乘坐飛機返回家鄉

而更多的青年們,則是悄無聲息地消失在戰火里,沒有數據統計,沒有解救,沒有人去確定他們是被綁架了、死了還是被迫成為了“博科圣地”的戰士。

面對民眾的質疑,尼日利亞政府只得強行“粉飾太平”,甚至為此將民眾的生命安全置于懸崖峭壁,也在所不惜。

2015年1月,博爾諾州巴加鎮遭到了“博科圣地”的血腥攻擊,2000多民眾的死亡震驚世界。但自局勢未穩的去年1月起,當年從巴加鎮流亡至邁杜古里的民眾,卻被迫踏上了回鄉之路。

政府軍帶領民眾返回家鄉

他們被告知,自己將被送往一片安全海域上的島嶼,而事實卻截然相反——

海域并不受政府軍控制,被戰壕、檢查站包圍,并仍然受到“博科圣地”武裝力量的威脅,人們不被允許出門捕魚與耕種,只能依靠外界的援助和供給生存。

雖然政府聲稱此舉是為了進一步占領曾被“博科圣地”占為己有的領土,但其背后的原因卻更為簡單:為布哈里總統2019年的總統選舉營造國家恢復和平的假象,并將此作為自己的競選籌碼。

在號稱“重建”的巴馬鎮,2萬被強制送回的民眾面對的,是沒有老師愿意回來任職的學校、沒有供電的住房、沒有救護車和更多醫療設備的醫院。

主街上,兩邊墻壁均被重新粉刷,而在另一邊,則是黑色的廢墟和扭曲的汽車殘骸。

粉刷好的墻壁,隔壁即是廢墟

“就像這樣,政府人員在路上會認為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請救救我們!”

2019年,重振旗鼓的“博科圣地”正以碾壓之勢奪回曾經失去的“領土”,對于尼日利亞政府來說,時間不多了。

“為了扭轉博科圣地叛亂對尼日利亞的破壞,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協助是十分寶貴的。”

本周三(5月8日)的聯合國大會第73屆會議上,連任不滿三個月的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不得不向聯合國提出這樣的請求,盡管這在他人看來,是一種示弱,且是變相地承認,自己所領導的政府的無能。

3月至今,“博科圣地”(又稱為“伊斯蘭國西非省”)對尼日利亞的持續猛攻,令局勢在此陷入混亂:東北部的基礎設施大部分被毀,橋梁被炸,學校、醫院、教堂、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遭到破壞,則令本就艱難生活的人民,陷入更加深層的困頓里。

雖然此前聯合國、美國以及乍得、喀麥隆、尼日爾等周邊國家均已向尼日利亞提供了人道主義援助和軍事援助,但顯然,再次回歸的“博科圣地”,以精銳的士兵和武器改頭換面,不可同日而語。

裝備齊全的“博科圣地”武裝分子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外交政策》分析認為,在組織構建、人員組成以及對民態度上,此次東山再起的“博科圣地”,在多個方面都顯示出了相較于“伊斯蘭國”更加鮮明的優勢:

1、不是在一個國家發展規模,而是在乍得湖流域的周圍地區,從尼日利亞緩慢蔓延滲透到乍得、尼日爾等周邊國家,同時加強與周邊基地組織在各地分支的聯系,有傳言稱,“博科圣地”的武器均有基地組織提供;

乍得湖流域周邊國家( 制圖:劉嘉儀)

2、為了避免伊斯蘭國在面對國家領導層變革時的脆弱特性,“博科圣地”采用一種流動的、無定形的組織結構,這種結構此前已在許多基地組織分支機構中見效,例如敘利亞的努斯拉陣線和索馬里的青年黨,這讓他們在高層的劇變中幸存下來。

3、伊斯蘭國占領土地后,通過屠殺當地人等殘暴的方式來劃分領土,而“博科圣地”則更多地使用“懷柔”政策,試圖讓當地人自主選擇是否跟隨,而不是脅迫,并且十分重視培養與當地社區的關系,這對其運作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

面對這個數次從潰敗中“浴火重生”、日趨成熟的恐怖組織,若尼日利亞政府仍然延續如此無能、混亂的對抗態勢,第二個“伊斯蘭國”的“建國之日”,或許為期不遠。

3月24日,敘利亞邊境,廢墟中的“伊斯蘭國”國旗

“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是死是活”

據國際特赦組織估計,自2009年以來,約有2萬名尼日利亞男子未經審判或正當程序被圍捕和拘留,其中包括年僅9歲的男孩。其中大約有1200人被殺,其他嫌犯則遭受酷刑的折磨。

兒子塞納被捕入獄后,施萊曼曾多次試圖賄賂負責看守嫌犯的軍人,在賣掉房產、珠寶,花了大約200萬奈拉(大約37000人民幣)后,她意識到,這并不能換回她的兒子。

然后,她加入在邁杜古里的抗議活動,卻和眾人一同遭到士兵的毆打;她向當地最高指揮官哈桑上校求助,卻再也沒有得到回信。

她想起在事情發生一周后,她在拘留中心見到的兒子——穿著紅色的工作服,向她哀求著:“帶我出去吧媽媽,我在受苦”——她心如刀割。

兩年前,痛苦促使她建立了一個由3000名婦女組成的組織“Jire Dole”,致力于幫助人們尋找到在混亂中失蹤的親人,她們的聲音因此被更多的人聽到。

但施萊曼仍然不知道兒子在哪兒,是死是活。

“我睡不著,吃不下,我老了,累了。”施萊曼想著,或許等到她死了,也不一定能見到兒子。

她坐在邁杜古里郊區的一片廢墟里,望向天空,回憶著那天,塞納同他告別的情景,那或許是她這輩子,對兒子最后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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